獨媒「反高鐵活動與基進政治」論壇摘要

文:謝冠東

轉自:http://www.inmediahk.net/node/1006093

主持:鄧小樺
嘉賓:葉寶琳、梁國雄、陳敬慈、羅永生
地點:獨立媒體
時間:2010年2月7日.17.15-20.45

(因筆者精力所限,只摘錄部分演講內容,答問環節也有精彩之處,但未有摘記。另摘要如有任何錯誤,敬請雅正。)

葉寶琳: 2008年11月11日,官員突襲菜園村,村民才晴天霹靂。縱然徬徨,在反對期內他們仍盡用自己的方法,如在元朗擺街站爭取簽名,也有安排一點導賞團。那 時他們沒有聯絡任何團體。2009年年初,一些民間團體開始介入運動。五月份,立法會舉行公聽會是個好場合,可以召集其他團體來幫手,共有三十多個團體出 席,但很多團體只是捱義氣來幫忙,對議題並不熟悉。到年中,環評報告推出了,有團體提出高鐵對水文系統和噪音的影響,但水文這類專業議題,對市民及其他團 體來說還是十分陌生,難有回響。不過環評後,有團體發現底層隧道對市區也有影響,受波及的不只菜園村。自此大角咀居民赫然發現受到影響,到十一月大角咀內 也觸發了四五百人的遊行。同時,菜園村也陸續有更多抗議活動,包括音樂會及在康城站通車也抗議等。千人怒撐菜園村則是因官員抹黑他們接受賠償,激發起村民 以證清白;千人出席是一項奇蹟,出乎大家意料之外,這令大家考慮搞進一步的抗爭行動。由於高鐵方案會於十二月初撥交工務小組,所以我們決定在十一月末搞遊 行。其實,反高鐵者當中有完全反對高鐵的,也有選擇錦上方案的,雖然大家有異議,但由於危機當前,大家暫時團結,用「反高鐵.停撥款」來作為平衡,目的只 是先暫停撥款,所以我們有了「停撥款」這個駐腳。遊行也意料之外地人多。十二月有很多文章論戰,但對議題還是缺乏深入探討,只以關懷弱勢之類的大公義議題 來行文,而且談高鐵效益,對街坊和村民也缺乏共鳴。學界的聯署也只是說有很多問題未解決,應重新諮詢,那也是比較基本的取態。他們並無回應是否支持高鐵, 以及對發展主義的看法。所以團體的結連是相當脆弱的。關心寮屋的社福組織,則因為依賴政府資助,也無法串連。

怎樣看群眾?皇后時,最多是碼頭臨拆時有千多人,那時也不敢搞遊行,因遊行必須人多。但今次我們發現,一個挑戰基建的遊行活動,竟然可以有二三千 人,那是非常奇異。我們沒有在遊行裡全面挑戰發展主義和中環主義,也不說整個高鐵方案可以反對,只用停撥款的議題,那是否代表我們對市民反對高鐵的堅決缺 乏信心?第二,究竟我們在運動裡想追求甚麼?我們為了人數,就沒有達到完全反高鐵的目的。第三,我們也嘗試和地盤工友對話,原來他們也懷疑高鐵是否能帶來 工作機會,但礙於未至於全面反對發展,所以他們採用了錦上路的中間立場。

梁國雄: 說到政黨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,沒有政黨拉布和質詢,反高鐵活動會較難延續。此外,沒有一月十六日的包圍立法會和衝鐵馬,就難以達到主流媒體表示會進一步釀成社會衝突的結論。

香港的政黨是被動的,他們要選票,若選民選擇消極沉默,並且即使政黨沉默也仍然會支持政黨的話,那難以刺激政黨出力。香港的民主運動漸漸已變成不是 群眾活動,政黨做不到推動社會改革,因為他們只追求立法會議席數量。他們沒有思考過香港的未來圖像,以及抗爭要達到的目標。有怎樣的群眾,就有怎樣的群眾 運動;有怎樣的群眾運動,就有怎樣的政黨。我們不能單怪任何一方。

高鐵的問題很簡單,我們對一黨專政下的甚麼甚麼主義的看法若無法突破,那沒所謂高鐵不高鐵。我們如果假設了這個制度不能改變,那就建高鐵吧,反正不 能改變。香港的群眾活動仍處於很迷糊和原始的階段。這活動有其核心問題,你容易聚眾,但聚眾的目的為何?可如何持續?這問題不會因互聯網而解決,而且因聚 眾的重力大了,反而為搞手帶來更大的壓力。而過往的聚眾活動有個共通點,就是不敢政治化,沒有去討論應否改革資本制度等。今次高鐵活動反映了年青人對現在 的制度非常不滿,但你問他制度出現了怎樣的問題,他也難以說得清。現在是關鍵時刻,年青人已起來反抗,但和六十年代的社運差別很大,那時是要把社會制度摧 毀,也無法被主流媒體吸納,所以很快就偃旗息鼓。社會現時最大的問題不是高鐵興建與否,而是民眾的沉默和弱智化。投我長毛一票,那只是一個起點,政黨應該 和群眾一起學習,一起找出未來的方向,那樣政黨才有前途。我喜歡和年青人一起,因為要和他們互動,然後再一起抗爭。那是社民連的路線,不然選票匆匆而來, 也會匆匆流失。

現在我們要決定是否進行階級鬥爭,階級很簡單,就是有些階級的權力、資源和話語權不平衡地多,你是否要去選擇挑戰這個局面,那就是階級鬥爭。可是在 反高鐵運動沒談階級,一般青年對階級的認識接近零,大家一定要多看書,多認識階級,不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,運動將無以為繼,多搞幾場這樣的討論也沒多大用 處。

謝冠東場內回應: 反高鐵雖然沒有以「階級」為論述,但它能吸引萬多人參與,他們都有各自的原因。部分是基於朱凱迪的保育路線,部分是基於公專聯的珍惜公帑路線,那都是一種 醒覺。雖然這種路線是否也和階級重疊,以及以階級為路線是否能吸引更多人參與,是兩個可以思考的疑問。我認為撇除階級論述,光是上述的醒覺已富有意義,而 《新聞透視》最近的大白象特輯可說是珍惜公帑路線的一種延續,而相信政府日後要建智經那條連接兩個機場的鐵路也會更為困難。至於Bobo說的我們的遊行等 應全面反高鐵還是只反對西九高鐵,那也就是視乎我們的參與者究竟較多是朱凱迪路線還是公專聯路線,這個我們或者可以做個調查,便知道真相。)

陳敬慈: 長毛以前說過今次不是世代之爭,而是階級的戰爭。這運動有階級矛盾的背景,才產生這場活動。但在運動內沒人提階級。再看議題,今次的主題是保育,但保育和 就業的議題會有矛盾,雖然職工盟說沒矛盾,不建高鐵能帶來更多就業機會,但不是每次保育運動都和就業/發展沒有矛盾,於是保育也會和工人的階級產生矛盾。

香港的運動也和世界各地互動,內地的刊物也在談八十後,他們是高智(讀了大學)、弱勢、群居(不能獨自置業),法國那邊也有年青人騷亂。這些是過去 三十年僱傭關係轉變的結果。企業賺不到錢,出現危機,他們於是轉往發展中國家生產,發達國家就業就欠保障。少數專業人士還能靠佣金作為收入,而其餘大多數 人則打零散的工作。我在城大讀書,現在人人爭著讀碩士和博士,可見就業情況艱難。社聯報告顯示,今天四五萬年青人失業,百三至百四萬人生活於貧窮當中。現 在說要把六百幾億用於高鐵,而眾多人仍貧窮,那自然激發了很多人的情緒。貧富懸殊是世界共通之處,但香港有其獨特之處,就是沒有民主——於是我們還有廢除 功能組別的運動,以及因為功能組別而無法成功反高鐵。

羅永生: 我只在最後兩天才全面參與反高鐵活動,今天我聽幾位講者發言,才重新學習。我也發現運動能成功舉行,有很多因素。我在互聯網所見,大部分是感性的表達形式,如苦行。世代討論很刺激,很多人談,我有疑問:為何此運動最後會集中討論世代?

反高鐵是否新的運動模式?我感覺它真是劃時代的,但也不能說和舊的運動完全不同。有人說台灣樂生運動是劃時代的,因為網絡、跨藍綠、成員堅定、展現 了一種可與上一代運動(野百合學運)對話的模式等,似乎也可套入反高鐵運動。然而我認為反高鐵運動最劃時代的一點,是大家很認真地去反對一項幾乎不能推翻 的方案。那是向犬儒宣戰,意義重大。

反高鐵運動從保育轉移到規劃議題,最後反映了功能團體的弊病,誘發了民眾的不滿。與樂生相同之處是,那是我們對歷史經驗正重新理解。不過樂生的運動 可和上一代的野百合運動找接口,但在香港反高鐵運動和六十年代的社運時距卻很遠,到底中間的缺口可以怎樣補充?我們這次運動是缺少了對歷史的梳理。那是遺 忘。過去幾十年我們對政治、社運、生活形態有所謂的共識,你可以說那是霸權,但如果你今日才說有問題,那過往就是共識。這共識如此穩固,到底是怎樣造成 的?六十年代的社運曾根本地挑戰這些理念,但後來這共識和妥協是怎樣來的?這妥協在七十年代是一種交換,有些人選擇加入政府,因而不再反建制。六七十年代 示威人士去殖民化,追求自己主體性,接下來的幾十年大家卻覺得政治和規範要遵守。反高鐵和五區總辭卻終於造成衝擊,大家已開始覺得舊有的一套不能再遵守, 甚至有自發情緒,無須有人向大家指導意識形態,都可衝擊這共識,那顯示這共識已處於危機階段,或稱範式危機。搞政黨的和NGO的也一樣感到,再繼續這樣做 下去,也是有些問題無法解決。媒體也有這感受,原來很多人已不再認同媒體是社會良知,這些共識都處於危機,那未必代表有現成的範式可以取代,我們或正處於 不知如何是好的階段。這是對過往邏輯的一種反省,香港在非殖民地化的過程太沒有自覺性地接受自由主義的假設,那其實在香港土壤是不存在的,港英時代從來沒 有人會認同香港是自由主義的地方,這個規範是在彭定康時代才開始的,是彭定康告訴我們香港值得珍惜的是公民社會。我們也是那時才開始想這件事,他想說我們 可以當家作主。那是他臨撤退時要帶給我們的訊息:你們已變得文明了,已有公民社會。然後大家非常認真,把假的也當真,超級地追求那種公民典範,對自我高度 制約,說話非常理性和平,稍微撞到別人已是非常顛覆,但我們很自豪,因為我們以為彭定康說我們可為此自豪,但那其實會變得無法做主人。

然而,文明人的生活條件,在金融海嘯後不再存在,加上年青人追求自主的生活,現時共識已面對困局。談到未來出路,那是一大挑戰,過往那一套已是霸權 式地存在了幾十年,原有體制的專權本性會外露,它要麼會以強權鎮壓異見者,要麼嘗試分化公民社會的內部。現在遊行有很多手尾,那是專權時代的手腕。將來的 政治空間會進行範式轉移,而其演進不只看我們的做法,還看政權打壓的力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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