堅持的軌跡
陳秉鳳
(寫在第二次工務小組討論之前,寫在立法會撥款通過高鐵項目之前)
行政會議通過後一星期,有五天去了菜園村。昏黃的街燈照在牆上,村民的家有時我還是會搞亂,有一天要去大曾太家,卻在游叔家門前轉,還是要珍帶著我去。但要去村長珍家吃飯、去送娣家開會、或者由河另一邊走入阿竹家,都已不再要考慮到底要轉左或是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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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菜園村、高鐵的東西,一直都寫得太少。十月十八日千人怒撐菜園村,在行政議通過前四天。其實一直以來我只是想記下一個意象,在我們還沒移師到村入面前,菜站前塞滿了人,一直塞到小公園以及馬路對面的巴士站兩旁,菜站上也滿是人,那應該是菜園村最多人的一天。以往村民們勞動換來一籮一籮的菜,或一頭頭牲口,我們會聚在那裡都是因為村民的努力,因為村民在元朗、中環、旺角等走了多少哩路,才把那些人都帶到了菜站。

村民的勤奮是難以想像的,種菜、養豬、帶孩子,高婆婆試過到半夜還在田裡,子女要去田裡喚她回來。站在菜站上的我看到的景像是一個巨大的快門,靜止的人攝下高速來往的車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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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提早了一星期把自己的學期完結,今個星期的課都沒上。沒有了高鐵,省下來的錢可以讓多少個年青人受高等教育?我當然有些內疚,但也這樣說服自己。有誰可以不用取捨?我也賭上了很多。偶然與一個教授通電郵,我禮貌而謙遜,覺得老師總是會想學生讀書的,但他的回覆幾近責備,「難道你覺得為村民做的事沒意義?」。後來擔擱甚多,沒有再回覆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大遊行當天,瞥見一熟悉的面孔,思考多時。到立法會時他倚著一柱喝水,我記起他是我崇基專題研習的導師,我在他的課堂中及所做的報告中,都一一蒙混過去,他卻在我覺得最重要的場合現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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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我會擔憂,菜園村到底會不會顯得太小,當面對的是六百六十九億的工程。於是我開始裝備自己,要懂得高鐵的其他問題,九萬九千人次在高鐵通車時到底會否成真;總站設西九如何令財富傾斜,使西九交通混亂,又令文化界擔心西九會成為另一個迪士尼;大角嘴多棟舊樓頓成危樓,亦有其他地區地層被收;多棟通風樓要在市區興建,地道可能要用爆破挖通;地下水文可能從此被永久破壞,香港農業真正成為歷史,還有更多。

遊行前一星期,認識了一班新朋友,他們也是為著反高鐵而來。有些人也一樣覺得,焦點不能單聚在菜園村,要拉開戰線。於是有點搖擺的心又傾斜了一點,開始傾行動,傾定位,他們行動力很強,我覺得有很多新的能量。

遊行前四天,想幫柏齊影的家庭照寫些描述,又去了菜園村一趟,乘機和一直都很喜歡的游叔游嬸說說話。那時他們會砍柴然後翻過山去屏山賣,再種菜,再養鵪鶉。一直以來聽過不同村民的往事,心目中的菜園村愈發立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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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行那天雖是和村民一起走,但心神恍惚,為著夜晚的行動。我覺得我沒有完整的心理準備。去到立法會以後一切都進行得很快,我們一班以「八十後」為號召的朋友小心翼翼,時機一到我們勢如破竹地衝上行人路直到政總玻璃門前,入閘前一刻,燦叔在我身邊──他六十多歲,我們一起第一次做這樣的事情,我感覺到他也興奮。

在政總門前坐定後,我發了一次言,那時已經過了一些時候,總算定了點。我坐在玻璃門前,明明想好了對白,但當起身的時候,發現很多村民仍在場外,忽然緊張得說不出話來。後來我出去找他們,他們脫了鞋子在走「石春路」──村民總是有辦法在不同的地方形成菜園村的氛圍。

後來長時間留守,中間對峙,及得知bobo受傷的時候,我也有緊張及激動。terry問我為何如此,我想是這麼久以來的壓力,有了爆發的對象,但在那些肢體踫撞的過程之中,我卻沒有真的害怕。我想起陳彥楷的鏡頭,一直沒有寫的對《鐵怒沿線》長片的一個感受,那其中高婆婆的立體形象,她對自身生活的掌握、熟悉、享受、不捨、維護,早在收地拆屋之前已經發生,他們是與土地掙扎拉扯中成長的,而我一直以來活於安逸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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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抬出去以後,四肢抖了十數分鐘,但內心卻是從來沒有的明晰。

在29日遊行至今天四天中,有三天都去了立法會行動,明天也會繼續去。議事規則,民主黨民建聯工聯會功能組別,從不熟悉,但這一刻成為了極重要的抗爭對象。在旺角或灣仔開會,好想念一下小巴菜站稍冷的空氣。在名為「青年」的人群中,我們連成一條龍圍著立法會走著,村民走了兩個圈就停了下來,我有著實害怕,我有沒有離他們愈來愈遠。

但在傍晚傾往後行動的時間中,卻由別的朋友提出應該要以菜園村為其中一個重心,不應掩蓋了菜園村的聲音。在那些來來往往的討論中,我驚覺自己的身位退得如此後,明明地鐵到去中環,上去立法會那段路裡面,一心只想著要看看村民是否安好,示威完了以後,又立刻想去接高婆婆和游叔回來。

我能看見他們比以前憔悴。他們比一起抗爭之前緊密,但也隨著形勢艱難變得憔悴。遊行前一天,關注組副主席明哥娶新抱,和尋常人一樣簽紙擺酒,我們難得一起拍了許多笑得很燦爛的照片,我們踫杯的時候也離不開說不遷不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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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真是很難以理解的機構。多少次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,甚或今天的工務小組,鄭汝樺坐在那個位置上緩緩地說村民想要不同選擇,給村民公屋居屋已是特事特辦。別人問起總說是不是八成人簽左。我不懂得計數,我只是知道那眾多看見我就會微笑的村民,仍有多希望不遷不拆,在每一次四五十人的村民大會裡面,村民如何分析政府的賠償使他們的生活無以為繼。

那個政府到底是為誰工作的政府?

除了鄧建華寫那一段關於早上示威時,工人要就業要高鐵,反高鐵者亦認為自己是為基層發聲的矛盾以外,我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感受。我們靜坐的時候,背後開始慢慢聚集了一堆老人家,在遮打花園。我沒有即時記起,他們就是爭取居留權的父母們。在我們圍著立法會、通過遮打花園遊行時,那些家長一直也在。那一刻我好想讓菜園村的村民們知道他們,也讓爭取居留權的家長們知道高鐵。但我沉默了,莫名的難過,我們的政府如何對待家庭和社區,所有的歷史突然聚在一刻,家長已經遊行了十年,多少家庭被政府拆散,一如以往其他的清拆迫遷。

若菜園村失守,我們也失掉了香港的根,等同承認,我們只有一個香港,一個只容得下中環及大西九的香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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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我會想,對於菜園村來說,我是不是太小了。

繞立法會幾圈後,我們再坐在村民身邊集會。立法會財委撥款,其實等同推土機來到村民家門前,看著今日一起示威反高鐵的百位朋友,我知道十月十八日那一圈的人,此刻也在那推土機面前。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的殘酷,一千人到菜園村拍照,幾千人遊行,都未必敵得過會議廳裡那幾隻手。

可是我們要記住,若然今天這推土機蹍過村民的心血與鬥志,他朝當真正有鐵臭味的推土機來到菜站,我們都知道我們會在哪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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