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流動」壓倒「地方」:廣深港高鐵的公義問題﹝廣深港高鐵與石崗菜園村系列﹞

文:葉蔭聰

轉載自: http://www.inmediahk.net/node/1002274

金融海嘯迫使西方國家大力「干預」,人民對凱恩斯主義的興趣隨之大增,世界主導思潮發生轉變;救市措施令人想起當年的「新政」及「福利國家」等等。至於香 港,可能哼了幾十年「自由放任」的調子,好像有點抗體,所以我們看不見社會對「干預」有多少共識,不過,事情總有例外,唯一共識可能就是「加快基建」。

難怪香港政府打算投資四百億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,沒有引起社會多少爭議,除了位於元朗石崗一條小小的菜園村的村民,他們抗議鐵路工程要清拆他 們的家園之外,大部份媒體及立法議員(聽說只有社民連反對)竟好像乖乖地把這條鐵路視為必需。或許,即使有人認為有問題,亦怕被人批評為「阻住地球轉」, 阻礙政府增加就業機會,故此只好選擇沉默。

按道理,我們不應再如此沉默,因為,過去數年,香港很明顯經歴著「空間轉向」,簡言之,就是連小市民也對我們城市空間敏感起來。環保團體指控的「屏 風樓」,成為日常語言,化成抬頭必見的日常夢魘。至於「集體回憶」及「文化保育」的熱潮,亦聚焦在歴史建築及社區環境之上。市民在持續及急劇的空間變動 裡,不單重新批判地認識及思考香港文化,還進一步想像及投身參與改造城市空間。而基建,既關乎流動的金錢,,亦是實實在在佔據實質空間的,並造成空間與社 會關係的重構,故此,大眾的關注本應是順理成章的。而且,這條高速鐵路的空間尺度與觸及的範圍,以及受影響的群體,可能超過天星/皇后碼頭或利東街等等, 但是,我們何以會如此沉默?

我沒有肯定答案。不過,這種「沉默」,似乎說明這個「轉向」還沒有到達質問空間公義(spatial justice)的問題。

所有基礎建設都涉及公義,不只是該不該投資的問題。因為,政府運用公共財政投資基建,不只是簡單的投資,而是去解決、促進、改造現代經濟的生產與流 通系統。不過,它究竟對社會哪一部份人有利?對不同群體帶來的機會及限制是否合理?似乎不能「發展」二字便算了。在本來便不平等的社會,以及不均衡 (uneven)的地理空間裡,基建所引發的空間改造,是更不平等,還是能扭轉不平等?

廣深港高速鐵路的原意,類似近年歐洲的城際(intercity)高速鐵路,令珠三角都會區整合成為更緊密的經濟圈。珠三角的都會區早於九十年代已 為一些地理學家提出,後來更由社會學家卡斯特(Manuel Castells)用來說明「流動空間」(spaces of flow),成為流行術語與意念。不過,這些術語通常掩蓋了卡斯特提及的一點:「流動空間」令一些區域連結成為更重要的節點,但連結不上的呢?通通被繞 過,被排斥(exclude)了。

高速鐵路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,因為速度要快,不能設太多車站,傾向專用通道,不能接合原有鐵路系統。像廣深港高速鐵路,香港段只有西九站,接著便是 深圳的福田與龍華,經過東莞的虎門,另一端的終站是廣州的石壁。以香港段為例,鐵路經過也跨過了新界西,但沒有一個站,如果新界西居民將來要享用鐵路,則 要反方向往南,到西九站才行。很明顯,人口增長最快、基層人口比例高的新界西是被排斥的。

新界西的屯門以及天水圍,一直被視為邊緣社區,只要想一想這兩個地區,便更會發現這條鐵路,繼續強化排斥效果。反過來,高速鐵路卻進一步西九這個市中心的節點,令香港原本的地區差異進一步拉大。

空間排斥、不均衡換來的是甚麼?是發展?進一步融入大珠三角地區?增強競爭力?但只要稍為對空間敏銳一點,便可能發現,最直接的發展,不是西九文娛藝術區,而是在西九土地上「長」出來的豪宅,而將來的鐵路更高速地帶來許多國內的有錢同胞作買家。

退一萬步,即使我們接受這項工程真的很必要,但它的諮詢過程也是兒戲得可怕;政府完全沒有學會之前中環填海工程的教訓,沒半點程序公義。政府選擇採 取「專用通道」的決定,是2007年8月在粤港聯席會議上才為公眾知道,之前與「共用通道」方案的比較與辯論,市民與媒體無從參與,只能從「消息人士」中 聽聞,無法掌握資料與討論。而具體路線,市民要到幾個月前才知道。據朱凱迪於二月七日《明報》的文章指出,菜園村居民要到2008年11月才知道,因為要 建車廠,所以政府要他們搬遷。所謂「諮詢」,則只有刊登憲報後的兩個月,現在提交反對意見的限期亦已過了,一旦立法局財委會批准撥款,四百億工程便正式上 馬。所以,在政府眼中,反對意見永遠是「太遲」。

歐洲規劃界早已指出,高速鐵路作為「超級走廊」(mega-corridor),作為「流動空間」,經常與地方空間(space of places)發生矛盾衝突。因為,高鐵等基建容易變成只為資本流動服務的工具,如果地方市民無法參與基建重大決定的商議,共同規劃與管治,地方社區居民 的利益則很容易會被犧牲,「流動空間」只會淪為一只為地產資本與工程公司生金蛋的鵝。

例如布魯塞爾在選擇高速鐵路站位置時,便經細心考慮,分析城市內不同區域的差別,最後決定設在南部,原因是嘗試利用鐵路來振興破落的舊工業區。可惜,後來車站附近的土地徵收與規劃失控,被地產商把周遭地皮過份炒賣,導致大量舊區的基層移民未嘗其利,便被迫要遷走。

事實上,不少歐洲規劃師,以至歐盟高層,曾提出高速鐵路的建設目的之一,就是為了振興歐洲的邊緣地區,而不應是進一步強化原有的中心城區。從規劃理念來看,已比廣深港鐵路進步不少,為甚麼缺乏就業機會、經濟發展的新界區竟然是缺席?

元朗的菜園村村民也許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家園,但他們的行動,可以說是為空間及社會不公義的呼喊。公義的訴求,並不是要「阻住地球團」,而是把城市空間運動推向更大的尺度,質問更龐大的公共資源到底該如何分配。

延伸閱讀
Ek, Richard. 2004. “From Democracy to Dromocracy: The European Citizen in an Age of Mega-Corridors.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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